10月16日，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2021学术年会暨中国农业风险管理发展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尹成杰，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司长赵鲲、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庹国柱、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董事长徐斌等领导、专家出席会议，围绕“迈向新征程的农业风险管理”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来自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科研咨询机构、高等院校，北大荒集团、中国人保、中国联通、正大集团等国有与民营大型企业，以及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员单位的近200位嘉宾参会。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在致辞中表示，“十四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首要前提是防范和化解农业农村领域各类风险。要树立底线思维，紧紧围绕“保供固安全、振兴畅循环”的工作定位，聚焦风险易发高发领域，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体系，准备好充足的政策工具，强化理论研究、技术研发、监测预警、人才培养，把农业基础打得更牢，稳住农业基本盘，发挥好三农“压舱石”作用。
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的会长张红宇在大会上作2020-2021年度研究会工作报告。他介绍，自2020年6月换届后，研究会认真履行职责，完善组织机构建设保障规范健康运转，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充分发挥智库职能，举办论坛研讨活动及时传播研讨成果，交流共享行业信息做好服务接受监督，社会关注度与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下一步，研究会将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服务决策、坚持搭建交流平台、坚持服务会员”为准则，更好发挥智库功能作用，积极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风险管理体制和政策环境建言献策，努力服务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张红宇在演讲中认为，讲农业风险管理，对农民、农业、农村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保产保供和使从业人员收入有所增长。从税制改革看城乡关系，先后经历了城乡二元、城市反补农村、城乡融合等阶段；从农民收入看缩小差距，2020年我国城乡2.56：1，与43年前的1978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高度一致。粮食主产区除了江苏、山东、辽宁以外，十个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都低于全国平均数。我国还有9亿人处于相对低收入水平，主要群体是农民，农民增收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从共享发展看共同富裕，应该制定农民收入的倍增计划，农民收入要继续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脱贫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应该高于一般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要着重加强第二分配，让农民增加非农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增加转移性收入。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同志在主旨报告中指出，要高度重视防范我国食物供给风险问题。当前，我国食物供给总的格局是口粮供给绝对安全，食物供给总量存在缺口，部分品种明显供给不足。农业在新形势下除了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传统风险外，还面临疫情风险、国际市场风险等非传统风险。为此，要以粮食安全为基础，树立“大食物”概念，把确保粮食安全向全面确保食物供给方向延伸。要严格保护耕地，加快推进种业创新，优化农业支持政策，千方百计提高产能，同时要合理利用国际资源，以共赢为基础建立稳定可靠的国际食物供应链。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在主旨报告中指出，当前农业保险在助力灾后恢复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作用日益凸显，今年1—8月份，我国农业保险实现保费收入782亿元，提供风险保障3.74万亿元。我国农业农村面临的形势日趋复杂严峻，对农业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农业风险管理已上升到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农业风险管理要从政府主导为主，向多元化，多层次的立体式的管理体系转变。市场化的风险管理工具日益受到农业生产经营各方重视，并呈现与政策性风险管理工具相互融合，交互作用的趋势。未来要完善农业风险管理，充分发挥农业保险作用，加强理论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农业风险管理理论体系，统筹谋划协调融合的农业风险综合管理体系，加强科研投入和科技赋能，推动农业保险数字化发展，提升农业风险管理科技应用水平，进一步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尹成杰同志在主旨演讲中指出，我国畜牧业发展正处在新阶段的恢复期和转型期，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在保障有效供给、价格稳定、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畜牧业依然面临着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叠加的影响，重大动物疫病风险、市场风险、自然灾害风险、质量安全风险、社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以及地缘政治、贸易摩擦操纵等非传统性畜牧业风险。要加强畜牧业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建立健全风险防控领导体系、政策体系、制度体系，重点完善畜牧业保险制度，推进畜牧业尤其是生猪的收入保险试验试点，探索引入期货市场价格和“保险+期货”方式，调动政府和保险经营机构两方面积极性，进一步推动我国畜牧业稳定可持续发展。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司长赵鲲在演讲中表示，防范化解农业风险始终是做好三农工作的重大课题。新阶段农业风险呈现出新特点，极端天气带来不确定性增大、农业规模生产风险集聚、消费升级带来农产品消费结构会产生巨大不稳定性、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在新一轮的农村改革中应当把建立健全农业风险管理体制作为重要任务，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应对市场风险、自然风险能力。要健全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安全治理体系，探索建立粮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的跨周期调节机制。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村各类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管理体系为经营主体提供产权保障。要强化金融保险领域对农业风险的防范支持，农业风险防范离不开农村金融和保险支持，健全农业信贷风险的分担机制，创新更多符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点的保险品种，推动建立国家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基金，加快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建设。
赵鲲
中央农办秘书局副局长吴晓佳在演讲表示，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特”主要体现在：立足自身保障粮食安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长期以小农户规模家庭经营为主体，区域间生产力发展的极度不平衡，独特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面向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立健全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要加强三个方面的研究：继续深入研判“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及重要农产品的供求形势，为进一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供依据。深入研判当前的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发展趋势。深入研究优化风险品种工具之间的协同关系。
农业农村部财务司副司长王衍在演讲中表示，我国地域跨度大，农业风险具有较强的自平衡能力，只要运用好大数法则，农业风险管理基本上可以把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要努力形成政府、机构和经营主体之间共同防范风险的合力，政府要在风险预测、制度安排和区域规划、事后救助、巨灾保险设置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保险机构要加强开发农业保险产品、提高遥感等技术支撑能力、开展政策咨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第一需求人也应该是第一个执行人，要学会购买农业保险产品、要把自己加入到产业链中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辛国昌巡视员在演讲中表示，新世纪以来我们一共经历了五轮“猪周期”，但这一轮猪周期比较特殊，诱发因素更加复杂、产能降幅之深历史罕见、价格涨幅超过以往、生产恢复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异常艰巨、生产恢复之快超出预期。此轮“猪周期”给我们的经验是：中央高度重视，总书记对生猪稳产保供作了十几次指示批示；禁养区划定、环评告知承诺制试点等19项政策密集出台；明确省负总则的总要求，出台了《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强化生产技术和信息服务；妥善应对非洲猪瘟和新冠肺炎疫情。这也启示我们，对生猪的调控要从生产环节入手，提前介入、精准调控，同时，提高规模化养殖水平，加快中小养殖户转型升级的步伐，进一步拉长“猪周期”。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斌在演讲中表示，在新发展格局下要深刻认识到农业风险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保险在现代风险管理体系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将在全面乡村振兴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华保险持续耕耘农业保险领域35年，目前农业保险规模位居国内第二，全球第四。自2007年以来，累计为3.1万户农户提供了2.8万亿元的农险风险保障，建立了覆盖主要乡镇较为完善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运营机制和专业风险管控机制。进一步完善现代农业体系，建议加大对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强农业风险数据共享、共用，建立国家农业气灾管理机制。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博导庹国柱在演讲中表示，农业保险可以较好地解决农业生产的价格风险问题。价格本来是不可保的，因为它是系统性风险，没有办法在空间上得到分散。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承保价格保险的，我国独创的“保险+期货”把价格风险通过期货市场来分散。美国农业保险从最初的只保自然风险到现在保收入保险，收入保险已经占到美国农业保险的83%以上。美国农业保险长期主要针对农作物，但最近几年对于牲畜保险支持力度非常大。要应对好“猪周期”，应该加快生猪价格保险、收入保险为养猪业稳定发展提供保障。价格保险有两条路径，一是保险公司直接承保价格风险，但不能再沿着猪粮比的路子往下走，可参考我国期货市场和芝加哥市场的价格来定价；收入保险要充分调动好保险公司积极性和政府积极性。
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韩一军教授在演讲中表示，当前的农产品供给面临着新冠疫情的深度影响期、世界经济的艰难复苏期、极端天气的频繁高发期、各国政策加速调整期四期叠加的困境。过去四年，除了大豆等个别产品自给率提高，我国大部分农产品面临自给率下滑的趋势。保障新发展格局下的农产品供给安全，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农业，尤其是重要农产品的产能，其次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农产品流通，畅通农产品供应链。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商务金融研究院院长张云起在演讲中介绍了信联网商务信用体系在农业产业和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应用。信联网是基于商务信用互联互通的一项技术，它在农业产业链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应用：一是基于整个产业发展中，以产业链为主的应用，如安徽亳州的中药材产业链；二是在企业集团内部形成逐步的产业链，如河南南阳内乡县形成的生猪产业链；三是在南阳镇平县做的“三码合一”和微循环体系，这些应用更容易解决当前农户、商户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金问题，更好地应对经营中的风险。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丁亚冬表示，“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共同富裕”，一直是慈善组织的使命。后脱贫时代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非常关键的是5亿多的乡村人口能否富裕。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扶贫基金会在脱贫攻坚期间发起了产业帮扶项目，通过公益项目的设计在第一次分配当中发挥着作用。2019年社会捐赠总额占当年GDP比重大概在0.15%，虽然在收入分配中不起主导作用，但有很大的潜力，更多的是社会服务和老百姓幸福感等多维度发挥作用。针对乡村振兴的关键痛点，乡村人才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扶贫基金会在四川发起雅安蒙顶山学院，致力于促进我国农村合作人才的培养。
中国农科院信息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峭表示，农业风险中比较大的是生产风险、市场风险、融资风险或者是信贷风险，而金融实际上是分散风险、转移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农业风险管理是综合风险管理，多重风险叠加需要多种风险管理工具综合应对，并且随着农业风险的链条风险传导加快，也需要构建产业链的一体化风险管理。在农业风险管理和金融工具的组合方面，有三类典型的组合模式：“保险+期货”，主要针对农产品的价格风险或者收入风险管理；“保险+担保+信贷”，主要针对农业信贷风险管理；“保险+期货+基差收购+担保+信贷”，主要针对农业整体产业链收入风险管理。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穆月英教授简要介绍了日本农业生产特征、农业风险及农业保险体系和日本稳定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内容， 给我们的启示：一是保险的农业产业和地域覆盖面大、加入率高；二是《农业保险法》为农业保险提供了法律保障；三是承保机构农业共济组合为保证参保方的利益提供了组织保障等。在政策方面，农业支持政策长期稳定、补贴资金多方筹集、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以及价格形成机制等也有一定启发意义。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江炳忠表示，化解农业风险某种意义上离不开金融支持，而金融支持的前提离不开对农业农产品抵押物的研究和深化。农产品具有生命，富于变化和流动性，作为抵押物来讲全程都是难题。做好农产品抵押有三条建议：一是把农业保险的数据纳入到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二是做好产地溯源、质检，和政府其他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五证合一”的工作，给抵押物贴上唯一的“身份证”，可以作为有效的抵押物；三是把农业创新类的产品直接作为保单和质押/抵押物。
北京农学院赵海燕教授表示，近年来，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大新型农业主体类型蓬勃发展，但普遍缺乏对规避风险和数字金融方面的认知，涉农的中小企业融资效率整体偏低。针对传统金融中抵押物的范围小、融资渠道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数字金融呈现出基础设施网络化、应用场景信息化，及贷款融资智慧化的特征，通过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流动性，能够有效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缓解融资的约束。
中国联通集团农业行业拓展部总经理游思佳在演讲中介绍，中国联通近两年围绕数字农业重点部署。基于农业生产数字化基础之上，开展农业金融风险模式创新。打造物联网IOT平台、AI智能引擎、智慧牧场监管平台，通过物联网的传感器、智能芯片和互联网摄像头实现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实时采集，再智能引擎实现大量海量数据的自动处理，结合生产流程、生产模型，提供相应的生产举措和信贷的建议。
会上，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发布了《中国农业风险管理发展报告2021》，报告在分析新时期我国农业风险变化特征的基础上，从事前、事中、事后的视角，分析了农业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总结了农业风险管理取得的成效，提出了中国特色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优势，剖析了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健全中国特色农业风险管理体系的政策建议。